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對高管收入的不滿及對貧富差距懸殊的不公平現象議論紛紛。同樣，任何一個國家的員工在薪資待遇不等的問題上也有著激烈的爭論。然而，直到如今，在全球范圍，人們也無法弄明白CEO們與其他員工相比真正應該掙得多少薪水。
在哈佛商評最新一期即將發表在《心理科學透視》期刊的研究指出，朱拉隆功大學的Sorapop
Kiatpongsan和哈佛商學院的Michael Norton調查了“人們對貧富、薪水差距的期望值具體是多少”，同時他倆還研究了來自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人們對這些差距是否會有一致的看法。
研究結果顯示，不分國籍和宗教信仰，大部分人在CEO應該獲得多少薪水的問題上持相似意見。并且，人們大多估計的薪值要比公司高管們的實際薪水低得多。
在2012年12月國際社會調查項目中，被調查者回答了兩個問題：估計一下國企總裁、國家政府官員及非技術工廠工人的實際薪水；上述三者本應掙得的薪水又是多少。研究人員根據這一調查問卷所得出的數據，分別計算出所有數據的平均比例以及40個國家各自平均比例值。
將所有參與調查的國家考慮在內，調查結果得出 CEO與工人間理想薪資比例是4.6:1；人們的估計比例卻翻倍了，達到了10:1。然而，不同國家也存在差別。例如，丹麥人，的收入估計比例是3.7:1，理想比是2:1.韓國的估計比值高達41.7:1。而在臺灣，薪資理想比值尤為高，高達20:1。
那么人們的估計值和理想值與CEO們所掙得薪資的實際值又有多大差距呢？下面是16個國家的實際薪資比例圖。Kiatpongsan 和 Norton指出下圖涵蓋了上圖的薪資差距估計比值和理想比值，但這兩項比值與真實薪資差距比值相比實在是微乎其微，以至在下圖中估計值和理想值幾乎是看不見的。
根據研究人員統計的財富500強企業CEO們的平均薪資數據，我和我的同事華特弗里克在CEO薪水保持不變的假設下計算出了普通員工的理想薪資。即使員工們是在薪資差距期望比最高的國家（澳大利亞比值高達8.3:1）工作，他們說不定能賺得年薪50萬美元。然而，在強調縮小貧富差距的國家（丹麥，瑞典，挪威的理想比值約2:1），員工們年薪可過百萬美元。（國際社會調查項目和美國勞工聯合會所統計數據并非完全吻合，所以非技術員工與普通員工工資存在輕微差別）
盡管上表并不能與真實情況完全契合，但縱觀表格，數據勝于雄辯。重要的是，人們需要看到的不僅是這發人深省的數據，更要發掘數據背后所隱藏的社會現象。由于人們各懷不同政治傾向，Kiatpongsan和Norton所統計的人們對薪水估計值也會有相應的差別，然而，所統計的董事會成員的薪資理想值卻是相近的。
舉個例子，在估計CEO和非技術員工的收入差距時，強烈認同存在收入懸殊這一現象的被調查者比不認同這一現象的被調查者估計值要大得多。然而，這兩類被調查者的理想薪資比值卻驚人的相似（兩組比值分別是4.7:1和4.8:1），這表明不論人們是否認同收入差距懸殊這一現象的存在，他們都認為理想中的收入差距應該縮小。
再考慮到其它方面的因素，盡管員工工作努力程度和責任心大小各不相同，在CEO應該得多少報酬的問題上，這些因素的差異并不會影響員工們心目中相近的理想比值。
“研究表明，不同國家在收入差距這一問題上竟能表現出如此驚人的一致性，我和我的同事對此結果驚訝不已，”Norton說到。“盡管被調查者在文化背景、收入、宗教信仰等諸多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異，但所有參與調查的人們都熱切渴望他們本國的現有貧富差距進一步縮小。”
彼得德魯克曾今說到，當CEO與員工收入比值大于20:1時，那么就會導致員工們忿忿不平，從而降低工作積極性。而如今，我們已將彼得德魯克的忠告拋之腦后。20年前這一比值達到了40:1，在德魯克離世的2005年這一比值已接近400:1。但是這項研究可以明確兩點，第一，普通人要猜測出收入最高值和最低值的真實差距是極其艱難的；第二，大部分人對收入差距的理想值猜測是大體一致的。
Norton說：“由于對CEO和非技術員工的收入差距缺乏了解——在美國，人們估計兩者的比值是30：1，而實際上是350:1——人們采取措施縮小這一差距的欲望可能會相應減小。”盡管因反對收入不公平曾展開過一些運動，如2013年將收入比值控制在12：1的未能成功的投票活動，以及最近美國快餐員工的抗議運動，但人們對縮小CEO和非技術員工收入差距的意識并未有所改善。
他同時強調指出：“許多有關是否應該限制CEO收入及是否應該提高最低收入的激烈討論都是在對真實狀況極度缺乏了解的基礎上提出的。換而言之，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都無法精確估計我們如今的實際收入差距。我們所希望的是把數據的各個方面呈現給人們，從而迫使人們去檢驗自己的假設，去證實是否有些人掙得比想象中要多，而有些人卻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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